《碧苑坛经》是闵一得创作的宗教哲学类书籍。《碧苑坛经》卷首题为:龙门第七代王常月演第八代施守平纂、第十一代闵一得订，应是施守平整理之本，后经闵一得修订，并编入其所辑《古书隐楼藏书》之中。康熙二年，岁在癸卯，十月之吉，昆阳子说戒于金陵碧苑。谓凝真子邵守善，扶摇子詹守椿曰：“余自髫年慕道，识透浮生不实，幻境无常，要免轮回，早修至道。但崆峒虽近，广成子未许相逢；蓬岛非遥，凡夫身安能得到。务必远离污染，扫尽尘埃，涤荡心胸，洁涓志虑，消磨结习而俗念如灰，淘汰欲身而妄根截断。诸缘顿息，俱从戒定中一步步行来；万虑归空，悉自智慧里一层层看到。拔得开则孥得定，看得透则忍得来。是以竖起眉毛，手掣割情刀子；放开脚步，直登渡世般儿。翻身则解脱轮回，转念则超离罗网。悲心不泯，古云自度度他；慈愿常存，我欲自度度彼。”王常月是道教里“全真教”派的支派“龙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全真教在13世纪左右曾一度非常兴盛，其中一位很有名望的人物丘处机创立了龙门派，使这一派在元朝广泛流传。但是丘处机死后，道藏被毁，大批道家经典彻底失传，北方以这一派为代表的道教就开始衰落了。直到17世纪，王常月重新改革了这一派别，又使它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兴旺 [2] 。
在近二百年的顺康雍乾嘉朝没有一个崇道的皇帝，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过去道教赖以贵盛的上层路线被堵死，道教失去了挟君威以振仙道的起码条件。皇帝对诸如娄近垣和王常月也只是利用。即便是这样，皇 帝都公开宣称“此举非崇奉道教以祈福祥也”生怕粘上“崇道”的恶名，可见，在清初皇帝和一般社会政治家们的眼中“ 崇道”就意味着 “乱政”明皇帝的崇道失国的教训历历在目，这实际上宣告正统道教在政治上已经“死’了。正统道教高度“内敛”道教无力实现自我更新，道教的整体性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2] 。
王常月（？~1680）为清初著名龙门派道士。王常月在顺治和康熙朝偶得皇帝好感，在北京白云观开坛讲座，激起了龙门派复兴教风的雄心，王常月更是以振教为己任，著 《龙门心法》又名《碧苑坛经》在传统的道教教义中，圣人、佛陀和神仙是比肩齐等的，神仙是道教信仰的核心和标志。但是，在清朝，道教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文化影响力每况愈下，其合法性存在都受到了威胁，更惶论发展了，针对这一情况，王常月竭力以道附会儒释，千方百计为道教争取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在他的“心法”中，处处以儒释的观点为权威，引经据典，说明他的“心法”丝毫不异于圣人教诲,完全同于佛门妙理。他说：“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修，仙道远矣。儒门曰：先齐家，而后可以治国。齐家犹人道，治国犹仙道。家不能治，岂能治国乎？释氏曰：须尽凡心，别无圣解。这凡心乃三纲五常之理，如依此行完，即人道全，而修仙不难矣。虽不能成圣成真成佛，也容易的了”。王常月这一 “三教合一”论，实际上是“三教混同”论，目的在于假儒释以方便道教之自强 [2] 。
他历数过去全真道之弊，说：“为何大道不行，教门哀薄？诸子，只因本教全真 '不能度己,只要度人',这八个字的大罪根,自坏全真教相的公案也。诸子，你阐教的，自己不能依教奉行，先要劝人依教奉行，谁肯信服呢？怎见得全真不能度已，诸子嗄，度众生者，度自己之众生也。”“先度己”成了王常月振兴龙门派的基本出发点。而所谓 “先度己”的真正含义，实际上是要求道教徒以初真戒、中极戒和天仙大戒“三大戒”自律，顺应时势，精修心法，见圣贤仙佛之心，明圣贤仙佛之理，悟圣贤仙佛之法，行圣贤仙佛之事，成圣贤仙佛之身，远离旁门左道，以正玄风，振兴教门。王常月一再强调“心法”的重要性，处处流露他对“道化颓靡，黄冠失教”的切肤之痛，实际上，王常月是要求教徒放弃过去的“白日飞升”及“肉体成仙”神仙观，他将过去道教的各种仙术归为“小道”他说 [2] ：
或以烹铅炼汞为出世的法，便行功朝屯暮蒙，退符进火，几曾见玉液七返，金液九还，拿住贼，放了贼也。或以存思观想，默朝上帝于三天。或以炼度济幽，超拔幽魂于九地。或以呼神召将，佩符箓以号真人。或以提气开关，运精气而称妙道。或讽诵经文而勤劳礼拜。或炮制丹药而救病医疮。或炼服食以望飞升。或效阴阳而行采取。或鼎器中橐龠呼吸，以神运真铅延生接命。或鼎炉内砂火抽添，以炼茅根，立功布施。或以身体哀残，抱金丹之道而待传于有福。或以因缘浅薄，行难行之行而撒手于悬崖。种种昧却自性，为幻修行，俱是旁门 [2] 。
王常月的“心法”本质上是全真道“性命双修”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王常月走得太极端，他希望借助于佛教的 “戒律”而成就“心法”希望打破道教理论和道法的封闭性促进道教走向社会，通过自律提高道教的素质，他的新神仙观，是对全真道“性命双修”观的新阐释，蕴含着“修性”至上的倾向，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明朝的张宇初的《道门十规》对正一道的发展影响一样，其结果，道教正一道和全真道都通过民间化走上了民俗化的不归路 [2] 。
清初娄近垣和王常月仍然试图通过走上层路线而求得道教的发展,然而时过境迁，他们的成功不过昙花一现。由于清初皇帝普遍不信道，在政治上对道教严加限制，使道教的任何创新都难以为继，所以，娄近垣和王常月的得宠具有偶然性和个体性特征，道教适应清王权的政治努力失败，清朝道教整体性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碧苑坛经》是闵一得创作的宗教哲学类书籍。《碧苑坛经》卷首题为:龙门第七代王常月演第八代施守平纂、第十一代闵一得订，应是施守平整理之本，后经闵一得修订，并编入其所辑《古书隐楼藏书》之中。康熙二年，岁在癸卯，十月之吉，昆阳子说戒于金陵碧苑。谓凝真子邵守善，扶摇子詹守椿曰：“余自髫年慕道，识透浮生不实，幻境无常，要免轮回，早修至道。但崆峒虽近，广成子未许相逢；蓬岛非遥，凡夫身安能得到。务必远离污染，扫尽尘埃，涤荡心胸，洁涓志虑，消磨结习而俗念如灰，淘汰欲身而妄根截断。诸缘顿息，俱从戒定中一步步行来；万虑归空，悉自智慧里一层层看到。拔得开则孥得定，看得透则忍得来。是以竖起眉毛，手掣割情刀子；放开脚步，直登渡世般儿。翻身则解脱轮回，转念则超离罗网。悲心不泯，古云自度度他；慈愿常存，我欲自度度彼。”王常月是道教里“全真教”派的支派“龙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全真教在13世纪左右曾一度非常兴盛，其中一位很有名望的人物丘处机创立了龙门派，使这一派在元朝广泛流传。但是丘处机死后，道藏被毁，大批道家经典彻底失传，北方以这一派为代表的道教就开始衰落了。直到17世纪，王常月重新改革了这一派别，又使它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兴旺 [2] 。
在近二百年的顺康雍乾嘉朝没有一个崇道的皇帝，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过去道教赖以贵盛的上层路线被堵死，道教失去了挟君威以振仙道的起码条件。皇帝对诸如娄近垣和王常月也只是利用。即便是这样，皇 帝都公开宣称“此举非崇奉道教以祈福祥也”生怕粘上“崇道”的恶名，可见，在清初皇帝和一般社会政治家们的眼中“ 崇道”就意味着 “乱政”明皇帝的崇道失国的教训历历在目，这实际上宣告正统道教在政治上已经“死’了。正统道教高度“内敛”道教无力实现自我更新，道教的整体性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2] 。
王常月（？~1680）为清初著名龙门派道士。王常月在顺治和康熙朝偶得皇帝好感，在北京白云观开坛讲座，激起了龙门派复兴教风的雄心，王常月更是以振教为己任，著 《龙门心法》又名《碧苑坛经》在传统的道教教义中，圣人、佛陀和神仙是比肩齐等的，神仙是道教信仰的核心和标志。但是，在清朝，道教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文化影响力每况愈下，其合法性存在都受到了威胁，更惶论发展了，针对这一情况，王常月竭力以道附会儒释，千方百计为道教争取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在他的“心法”中，处处以儒释的观点为权威，引经据典，说明他的“心法”丝毫不异于圣人教诲,完全同于佛门妙理。他说：“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修，仙道远矣。儒门曰：先齐家，而后可以治国。齐家犹人道，治国犹仙道。家不能治，岂能治国乎？释氏曰：须尽凡心，别无圣解。这凡心乃三纲五常之理，如依此行完，即人道全，而修仙不难矣。虽不能成圣成真成佛，也容易的了”。王常月这一 “三教合一”论，实际上是“三教混同”论，目的在于假儒释以方便道教之自强 [2] 。
他历数过去全真道之弊，说：“为何大道不行，教门哀薄？诸子，只因本教全真 '不能度己,只要度人',这八个字的大罪根,自坏全真教相的公案也。诸子，你阐教的，自己不能依教奉行，先要劝人依教奉行，谁肯信服呢？怎见得全真不能度已，诸子嗄，度众生者，度自己之众生也。”“先度己”成了王常月振兴龙门派的基本出发点。而所谓 “先度己”的真正含义，实际上是要求道教徒以初真戒、中极戒和天仙大戒“三大戒”自律，顺应时势，精修心法，见圣贤仙佛之心，明圣贤仙佛之理，悟圣贤仙佛之法，行圣贤仙佛之事，成圣贤仙佛之身，远离旁门左道，以正玄风，振兴教门。王常月一再强调“心法”的重要性，处处流露他对“道化颓靡，黄冠失教”的切肤之痛，实际上，王常月是要求教徒放弃过去的“白日飞升”及“肉体成仙”神仙观，他将过去道教的各种仙术归为“小道”他说 [2] ：
或以烹铅炼汞为出世的法，便行功朝屯暮蒙，退符进火，几曾见玉液七返，金液九还，拿住贼，放了贼也。或以存思观想，默朝上帝于三天。或以炼度济幽，超拔幽魂于九地。或以呼神召将，佩符箓以号真人。或以提气开关，运精气而称妙道。或讽诵经文而勤劳礼拜。或炮制丹药而救病医疮。或炼服食以望飞升。或效阴阳而行采取。或鼎器中橐龠呼吸，以神运真铅延生接命。或鼎炉内砂火抽添，以炼茅根，立功布施。或以身体哀残，抱金丹之道而待传于有福。或以因缘浅薄，行难行之行而撒手于悬崖。种种昧却自性，为幻修行，俱是旁门 [2] 。
王常月的“心法”本质上是全真道“性命双修”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王常月走得太极端，他希望借助于佛教的 “戒律”而成就“心法”希望打破道教理论和道法的封闭性促进道教走向社会，通过自律提高道教的素质，他的新神仙观，是对全真道“性命双修”观的新阐释，蕴含着“修性”至上的倾向，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明朝的张宇初的《道门十规》对正一道的发展影响一样，其结果，道教正一道和全真道都通过民间化走上了民俗化的不归路 [2] 。
清初娄近垣和王常月仍然试图通过走上层路线而求得道教的发展,然而时过境迁，他们的成功不过昙花一现。由于清初皇帝普遍不信道，在政治上对道教严加限制，使道教的任何创新都难以为继，所以，娄近垣和王常月的得宠具有偶然性和个体性特征，道教适应清王权的政治努力失败，清朝道教整体性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