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 。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

《晋书》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

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

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

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

拟订修史体例：敬播（注：没有流传下来。）

其他十六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

另外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有题“御撰”。

中国自唐太宗时开始设馆修史；修成六部正史；《晋书》便是其中的第一部。《晋书》里面所讲的火地晋卦，跟《周易》里的火地晋卦不一样。

说起《晋书》，就会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晋书>诏》里讲的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

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而实际上则多达二十余家，其中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唐太宗认为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且“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便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修《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有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

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武帝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年）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写成。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

特点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它各史相比，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众多。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体例的创新。

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个特点是补旧史之不足。

《三国志》有“纪”与“传”而无“志”。而《晋书》中的志，多从三国时期写起。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及晋朝占田制多有着墨。《食货志》讲东汉、三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补《后汉书》、《三国志》之不足。

从当政者的角度，《晋书》虽为立传，但并不鼓励司马氏的发家史，《晋书·宣帝纪》里曾讲到晋明帝问起晋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告之，明帝大惭，把脸埋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而唐太宗在其所作的史论里，更不乏警世之意。

第四个特点是记载完备。

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记述。可说都非完备的晋史。与唐之前的各晋史相比，《晋书》的内容较为详尽且广博，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舆服志》和《礼志》《乐志》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崇尚礼仪服饰的风气。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